陈焕镛简介

陈焕镛，字文农，号韶钟，（1890 07.12 - 1971 01.18），著名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920年后，先后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受聘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所长，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受广西大学的邀请，为该校创设经济植物研究所，并任所长，兼任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焕镛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1年1月18日逝世。

人物生平

陈焕镛，祖籍广东江门市新会区，生于香港。祖父在前清从事洋务，父亲是清光绪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亲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他是独子，早年丧父，与母亲旅居上海，就读于广肇中学。1909年随一位美籍荷兰人赴美国就学，1913年入哈佛大学，1919年取得林学硕士学位，以毕业论文成绩优异获奖学金。导师劝他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并邀其前往非洲采集标本，但他为祖国受侵略，国家的植物资源被外人掠夺而感到痛心，立志以所学为开发利用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放弃深造机会，毅然返国。

1919年回国后，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1920年起，相继受聘任南京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期间，赴美国鉴定标本一年。1926年后，转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一直到1954年，曾相继兼植物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28年，在中山大学创办植物研究室，翌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后又改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任所长。1935年受广西大学的邀请，又在该校创设经济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长和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1954年，中国科学院接收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任命他为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1959年以后，他被聘任为《中国植物志》副主编，旋即移居北京，以主要精力主持这部我国植物分类学巨著的编纂工作。

显著贡献

植物分类学开拓者和奠基者 陈焕镛创建了中山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收集植物标本，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并逐步建立了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裸子植物银杉属和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与秉志、钱崇澍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的建议，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打下基础。

陈焕镛在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研究植物分类学、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收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1919年学成回国后，他立志要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实践去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状态，紧紧地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搜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逐步开展工作。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与其他六位自海外学成归国的知名学者结为深交，共同培育学子，分别开创我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科研事业，并培养了一批人才，在他的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他编写了一本《中国经济树木》作为教材，这是一本我国最早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教材。他是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他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创立并发展了植物研究所，在学校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他到梧州创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经常往返于广州、梧州之间，主持着两所的工作，先后派出采集队采集了大量标本。1930年，他还创办了《中山专刊》，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该刊登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并且借助此刊与国外交流，从而得到大量的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仅有的珍贵版本。

陈焕镛对于华南植物有着广博的研究，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精湛的造诣和开创性的见解。先后发表50余篇（册）论文和学术专著，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特别是银杉属和观光木属的发现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银杉是一种极罕见的孑遗裸子植物，被称为“活化石”，在地球上其他地区已经灭绝，独生存于我国局部山区。

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1957年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祖国学术地位 在农林植物研究所建设过程中，陈焕镛把标本和书刊的交换作为重点工作，几年内向国内外发出交换标本37，000余号，先后和美国哈佛大学、纽约植物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奥国维也纳博物馆，新加坡植物园，爪哇植物园和新加坡科学院等15个机构建立了联系，通过标本交换得到一万余号标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欧洲、巴尔干半岛、非洲、新西兰、婆罗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标本。此外，他用《中山专刊》交换到一批外国的植物学重要书刊，如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期刊、邱植物园丛刊及霍氏植物图谱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既促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也提高了它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他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讲毕全场不断鼓掌。会议中他发表的专题报告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概况》，内容述及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以及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中国学者的奋斗开拓精神，博得与会者莫大的兴趣与重视，因而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他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会上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创立了开端。

1935年陈焕镛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和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他和胡先骕为该会名誉会员。

1951年陈焕镛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演讲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入农民群众、尊重老农创造的群众观点。陈焕镛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推崇，是与他的治学严谨和学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派他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并作学术访问。在他访苏期间短暂的一个月工作中，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

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历尽艰险，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

在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和仪器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内，并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该所标本园的植物作最后的营救，直到广州沦陷时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还念念不忘标本园的植物，数日后获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而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经多方设法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焕镛积累20余年得之不易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他日夕心焦如焚。在一筹莫展的中，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于1942年3月到香港，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经反复考虑，终于同意林汝珩的计划。几经波折，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农林植物研究所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不顾个人危难，多次奔波于穗港之间，使人民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主要论著

陈焕镛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专刊上发表过许多重要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树木学》、《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与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我国樟科之初步研究》、《华南植物志资料——樟科楠属新种》、《绣球亚科资料的研究》、《海南植物志资料》等专著和学术论文；他人合作编著有《中国植物图谱》（共五卷）、《中国西南地区松科新属——银杉属》。

江门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情况

目前江门市档案馆馆藏与陈焕镛院士有关的档案资料有：《陈焕镛》、《杰出的爱国科学家陈焕镛》、《我国杰出植物学家陈焕镛》、《植物学家陈焕镛家族的现代职业追求》和介绍陈焕镛院士的报纸、杂志、图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