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会解放前夕的政治形势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上海解放。当时国民党惊恐万状，纷纷南逃，一直逃到广州。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国民党更加惊惶失措。那时，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很多人都已经动摇。但是，新会的伪县长张寿并投有弃暗投明之意，反而在新会解放前夕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晚上，秘密地枪毙了一批“要犯”，其中包括从中山过来的黄耀棉同志。他还布置伪县府向七区双水天亭的方向撤退，文件档案等材料都往那里搬。张寿跑后，江会成了真空，这时的情况很乱。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与伪新会县府之间发生很大的矛盾。大概在刘安琪部队南逃之前，国民党的一个部队从广州南逃经新会时，向张寿勒索，要钱、要粮。张寿不给，他们便开机枪扫射伪县府。另一方面社会上谣言四起，说共产党的坏话，有些“捞家”(指专门从事敲诈勒索的地头蛇)想趁机打劫，有的甚至要冒充解放军人城抢劫，群众思想混乱。

在共产党方面，当时第二野战军已进军到南海九江，观察江门西南方向的敌情。鹤山的沙坪已被粤中纵队独立团解放，新会的五区和三区(即现在的棠下和杜阮一带)，有林文山和李德华等同志领导的武工队在活动，由吴枫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新会独立团”也已成立。在新会百顷曾国棠等同志成立了一个“新生连”(开始是个“白皮红心”的自卫队，后改为新生连)。在潮荷一带，陈能植同志等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黎明连”。这是当时中共在江会周围的武装活动情况。

1949年春节后，我与黄小英同志奉组织的命令，从香港调回新会参加新会独立区工委工作。当时，独立区工委的人员有我、冯志谦、曾国棠等。我负责主持城市工作，任务是做好解放江会的组织准备。初回江门，我们住在江门羊桥路一间木屋，1个多月后，便搬到新会城“狗肶塘”(地方名)住。那时，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会城。会城有地下党组织，如在葵风小学有梁婉萍、李云等几个党员。此外，在会城还有我们党的外围组织“解盟”(“解盟”的全称是“新会人民解放大同盟”，它是新会党组织发起成立并直接领导的群众秘密组织。发起人之一是原中共新会县委书记冯光同志)。“解盟”在会城、江门、外海等一带地方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团结了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展宣传解放的工作。他们曾在会城东门市一家基督教堂组织了一次相当规模的黄河大合唱，很多教师都参加。在会城谭云卿医务所楼上，地下党曾举办了两期小型青年训练班，学形势、学政治、学医术，很快为我新高鹤游击区输送了王根、莫世光等初级医务人员。在“景堂图书馆”有地下党联络员李树声(“解盟”成员)。梁其荞医务所设在伪县府的门口，是伪县府人员出入的必经之路，梁医生与我地下党的关系很密切，对党的工作很大支持。新会解放前几个月，经我们动员，梁医生进入过新高鹤游击区。平时，住在伪县府内的伪县长张寿一家人有病，都找梁医生诊治。因此，地下党能够从她那里得到了张寿一家和伪县府其他人员的动态，有助于我们开展对敌斗争、分化、瓦解和统战工作。在新会一中、冈州中学、新会农校，有党员教师彭少平、徐效鹏，党员学生周郁南，进步教师容汉勋、莫碧泉、陈锦源，进步学生李佛沧、梁燕华(“解盟”成员)等在青少年学生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会城的群众工作是相当蓬勃相当深入的。

另外，在伪县府里也有不少地下党员，如赵梅友同志，前期已打入伪县府当上了教育科长，在那里开展统战工作，广泛地活动了全县的知识界人士。并介绍“解盟”成员陈仲衡同志任督学，在伪县府里安下钉子。我们还通过陈仲衡同伪县府秘书室的得力秘书梁炳培建立了统战关系。通过梁炳培调查了解到伪县府的各种情况，以及一些重要情报。为解放新会，接收伪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是新会方面的情况。

在江门方面，只有一个候补党员，就是陆其俭同志。但那时，我们在江门的活动比较多，陆其俭同志在江门开设一间“仁仁金铺”，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很多同志都到过那里，我到江门也是到他那里。此外，江门还有些“解盟”成员，如曹汉生、伍明湖，有“民盟”的成员，如李锦波、文植虞、林树登、周彬文、刘锦沛、余镜波等，他们又是新会县参议员，掌握了“三新俱乐部”(地点在仓后路)。通过“三新俱乐部"的活动，向我们提供有关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的情况。此外，他们在争取、团结江会的上层人物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中共新高鹤地工委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决定成立“江门城市工作小组”。小组的成员由新高鹤地工委直接任命，小组的工作直接归江会地下党组织领导。这个小组的成员在江会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如刘锦沛与江门的工商界的关系很密切，他和林树登与江门的航运部门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江会解放前夕，地下党通过他们，把在江门的全部“花尾渡”(大客船)调到南海九江去，为迎接解放大军进军江会做好准备。这些就是解放前夕敌我双方以及江会地区的政治形势。

二、江会和平解放的经过

当时，新会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是新会独立区工委。我、曾国棠和冯志谦是分散独立工作的。我分管城市工作，平时很难与他们碰在一起，若要碰头，就要到有我们自己的武装队伍驻地百顷去。由于大军渡江以后，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加上工委3位负责人各居一方：我住会城，曾国棠住百顷，冯志谦住基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许多问题都来不及集体讨论，主要靠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因此，平常主要靠个别碰头，直到7、8月间才在百顷开了一次会议，确定了若干重大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成立工委领导下的3个特支：蓬江特支，由我兼任特支书记；江东特支由曾国棠兼任特支书记；江南特支由冯志谦任特支书记。在统一战线方面，重点放在江会，特别是江门民盟成员(也是“江门城市工作小组”成员)，如会城的梁其荞医生、伪县府秘书梁炳培等，加上“解盟”的盟员，对了解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人员的情况和动态，分化瓦解敌营人员，团结争取中间力量，以及开展群众工作等等，都起了很大作用。在武装斗争方面，工委直接掌握了“新生连”“黎明连”和崖西的武装。在七堡等地，通过组织地下农会，掌握了公偿的武装，为迎接新会解放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广州解放后，国民党的大兵团刘安琪部队最后撤退。刘安琪部队撤退时，是靠“坚忍”部队来掩护的。刘安琪的部队到达江门后，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暂编第二纵队(代号“坚忍”部队)也到江门。但刘安琪部队离开江门后，向三埠、“两阳”方向继续逃走，便把“坚忍”部队丢下不管。“坚忍”部队被迫留在江门，他们非常傍徨，有些人为了逃命，便把枪卖掉。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当时是“前途茫茫，走投无路”。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到处去搭线。正在这个时候，“坚忍”部队的政训室主任阮云门在江门碰到旧相识刘锦沛，对刘谈到了他们的处境。刘锦沛指出他们若这祥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劝他们弃暗投明。随即由阮云门带刘锦沛去见云汉(云汉原是“坚忍”的参谋长，王禄丰逃跑澳门后由他任代司令)。经过初步接触，刘锦沛摸到了云汉的一些意图。然后由“城市工作小组”的同志余镜波、文植虞等进一步做云汉的工作，约定在江门郊区北边一个地方见面。“城市工作小组”摸到他们的真实意图后，但无法解决。后来由刘锦沛到新会城找到梁其荞，再由梁其荞带来找我，告诉他们与云汉接触的情况。我听后来不及找曾国棠、冯志谦同志他们商量，立即租一架自行车骑到江门。沿途碰到刘安琪的逃兵分6路纵队在公路上走。我骑自行车向着他们迎面而过。我到了江门李锦波家里，叫他把“城工小组”的同志找来详细了解情况，决定由我以“江会军管会”代表的名义去会见云汉(那时军管会虽未正式公布，但我已授命为军管会委员)。与云汉谈话后，云汉立即召开“坚忍”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向他们讲了形势，指出他们现在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南面刘安琪部队到阳江后已被我解放军消灭，北面我解放大军已到达鹤山沙坪，东南西北都无路可走。如果从海上走，出海的一切船只已被我们调往南海九江了，即使有船也无人带水。况且我们解放军的尖兵部队己经到了会城。现在是看你们的态度如何了。这时，“坚忍”部队团以上军官，包括云汉在内都很沉闷。后来一个团长提出：“我家是海南的，若我们现在投降，我一家大小都会被蒋介石杀害的。”表示很大顾虑。针对这样情况，我采取“欲擒先纵、步步围困”的策略，反复向他们讲明形势和前途出路。最后他们提出就地起义。当即我便以军管会的名义表示欢迎。同时向他们提出几个条件：(一)确保新会、江门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二)发表起义宣言，申明接受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改编；(三)摘除国民党的帽徽与胸章，把枪架起来，等候解放军前来收编；(四)解决江门陈炽的反动武装。提出这4个条件后，他们经过考虑，第一条至第三条都同意，就是对第四条无信心，不愿接受。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情况不熟，怕打不过陈炽这个地头蛇。同时，云汉还想保留自己的部队。他在谈判时曾说：“我是Mr(民盟的代号)。”意思是说：“我是民盟的，你们中共得要考虑一下我所领导的武装，‘坚忍’部队是不能解散的，我还要继续领导这个部队。”我则对他说，1947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拿发出的公开声明，只承认中共有武装部队，民主党派不组织武装。并指出：“你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不是民盟的部队。因为你们民主党派中央说过不组织部队。同时，你只是民盟中的一个成员，不能代表民盟领导这个武装，不能把这个部队变成民主党派的武装队伍。如照你这样说法，与共同声明是背道而驰的。”经我这样一再说明后，云汉无话可说。这是1949年lO月21日晚上的事，地点在“坚忍”部队司令部(江门三角塘一间木楼上)。这时已是深夜了，为了不暴露我们在江门的地下据点，我叫云汉派车送我回会城。云汉即派吉普车送我到会城东门市。第二天(22日)晚上，我又去江门，在刘锦沛开的“厚记”颜料铺(地址在众兴路)的4楼与云汉作最后谈判，容辛也在场。在这次谈判会上，他们决定起义了，时间定于10月23日。起义宣言交给刘锦沛拿去印刷。会上同时布置了如何维护江会的社会秩序，决定由“坚忍”部队派一个连的兵力驻守会城马山。23日早上正式宣布起义，他们(“坚忍”部队)把帽徽与胸章摘掉，把枪每3条为1组架起来，等待解放大军来收编。云汉乘坐吉普车在江门市区游行，宣布起义。

但是他们宣布起义后，我们的部队还未到，大家都很着急，云汉也急，我也急。23日前我叫陆其俭设法去与粤中纵队和“六支”联系，但找不到。因为那时“六支”奉命去接管高要。我只好找个借口，对云汉他们说：“解放大军说你们内部思想不够统一，再等待一下，可让你们做做工作，统一了思想后，解放大军才来”。以此来拖延时间，稳住他们。一直等到24日，陆其俭同志还没有找到解放军。我只好亲自出马去找。去到棠下，见到吴枫同志，我说：“你这个团长，怎么搞的，人家(云汉)已经宣布起义了，你还不派兵进城接收！”吴枫同志说：“我们这里才得5支枪，怎能进去呢？你还是快去沙坪找关立同志吧！”于是我便立即租架自行车骑去沙坪找关立同志。关立同志说：“我们是土共，不是正规部队，入江门不方便。”他告诉我说：“正好有个大军通讯员在这里，不如叫他带你去九江找大军吧。”随即写了封介绍信给我，派人用艇仔把我和大军通讯员送到九江。到那里后，见到二野一个独臂团长，他问我江门的敌情如何？我告诉他：“他们(‘坚忍’部队)已经宣布起义了。”他又问：“放下武器没有？”我说：“现在他们把枪架起来了，但枪还是由他们自己看管。”团长说：“这等于没有放下武器，要准备打！”于是立即命令快速部队登上四艘花尾渡，由我做向导直开往北街。船到北街码头后，快速部队的指战员立即跑步到江门。从北街到江门共6公里，但指战员们大约只用了25分钟时间，已是24日傍晚了。由于地下党和“城工小组”以及“解盟”的同志早已做好群众工作，所以当解放大军进人市区时，沿街挂满红旗，群众站立街道两旁夹道欢迎解放军。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进入江门，正式宣布江会和平解放，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接管工作。江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费一枪一弹，获得了和平解放，开始了新的纪元。

①李光中（1920-1989），新会七堡冲力西冲人。青年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入党。1949年初在中共新会区工委担任宣传和主管城市工作。9月，中共蓬江特支建立，李光中任特支书记，并任中共新会直属区委（后改为特区工委）委员兼管组织，直至新会解放。建国后，历任中共新会区工委宣传部代部长、县委秘书处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新会县委常委等职。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处处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是政协广东省第四、五届委员。1989年逝世，终年70岁。

（摘至2012年第三期《侨乡春秋》）